非洲猪瘟：疫苗还不是控制ASF的一种选择——但生物安全是

非洲猪瘟的到来使一些猪群数量急剧减少。

东南亚正在准备与非洲猪瘟(ASF)进行长期战争，非洲猪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和致命性疾病，于2018年到达中国，此后向南蔓延，威胁着家猪和野猪。在通过大规模对猪实施安乐死来消灭它的计划被证明在经济上、后勤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行之后，该地区的当局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兽医流行病学家Dirk Pfeiff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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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方法侧重于通过将家猪与野猪和流浪猪隔离、改善卫生条件以及消除饲料中的猪肉残渣来加强大量小型农场的生物安全。专家认为，如果这些适度的措施成为协调一致的区域战略的一部分，效果会最好。这种疾病“不分国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兽医流行病学家Karma Rinzin说，他将于5月2日至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会议上与其他专家齐聚一堂，制定一项多国战略，该会议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ASF对人类无害，但会导致猪高烧、内出血和肺部积液，导致高达90%的受感染动物死亡。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流行，在1950年代后期传播到西欧，但在90年代中期被淘汰。2007年，来自非洲的第二次入侵到达了格鲁吉亚国家。该病毒逐渐向东传播，并于2018年8月在中国得到确认。现在，“ASF无处不在”在东南亚，联合国地区ASF项目协调员Yooni Oh说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除了扰乱农场运营外，保护科学家还担心这种病毒会使一些受威胁和濒临灭绝的野猪物种更接近灭绝。

在中国，遵循了消灭策略，扑杀了感染动物的牛群，并对受感染农场周围3公里区域内的猪实施了安乐死。Pfeiffer说，农民的损失得到了补偿，但该运动帮助重塑了该国的猪肉产业。在病毒到来之前，估计有4000万小农户养猪。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减少了一半，工业化农场占据了猪肉市场更大的份额。专家认为，未报告的疫情在中国仍在继续。

东南亚没有几个国家能比得上中国的反应。该地区的大多数养猪户每人只饲养10到20头猪，而且无法承受收入损失，即使他们获得了宰杀动物成本的补偿。“实际上，我们不能继续淘汰猪；[它]没有解决问题，”Pfeiffer说。

相反，当局将重点放在更适度的生物安全改进上，以遏制疫情的爆发。例如，粮农组织的新指南建议小农将猪围起来，限制农场访客，定期对猪栏和农用车辆进行消毒，并在照料猪群之前穿上干净的衣服和靴子。农民不应该用猪肉碎屑喂养他们的动物，Oh说他们也应该停止将家养母猪与野猪交配，许多人认为这样做“可以让肉变得更好吃”。

去年，粮农组织在菲律宾棉兰老岛Sagcungan村的20个农场测试了这些和相关措施，每个农场仅花费325美元。菲律宾ASF预防和控制项目副负责人塞缪尔·卡斯特罗(Samuel Castro)说，结果“农民的态度发生了范式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附近村庄爆发的ASF从未波及这些农场。菲律宾正在将努力扩展到其他领域，粮农组织正计划在其他国家启动类似的试点项目。

在马尼拉会议上，东盟国家将讨论的主题包括及时共享信息、如何资助小型农场的生物安全改进以及如何观察新出现的病毒变种。各国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区域参考实验室来领导ASF研究。

该地区的野猪可能成为这种共存策略的牺牲品，因为它们既是病毒的受害者，也是病毒的宿主。例如，在婆罗洲马来西亚一侧的沙巴森林中，胡子猪“曾经是你在陷阱相机上最常见的物种，”东南亚雨林研究合作组织的野外生态学家Sui Heon说。但她说，在过去的16个月里，这些相机对该物种的“记录为零”，尽管真正的影响尚不清楚。“了解ASF传播规模（在野外）的最大困难之一是……缺乏准确的数据，”Heon说。

尽管研究人员没有确凿的数据，但Heon表示，婆罗洲野猪数量的锐减很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系统。例如，更少的猪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泥泞泥坑，而泥泥坑是婆罗洲树蛙的重要繁殖地。可供蜣螂使用的猪粪可能更少。

为了保护野猪，马来西亚官员禁止在沙巴州猎杀这些动物。这剥夺了当地居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与此同时，其他濒临灭绝的野猪物种，如印度的侏儒猪和菲律宾的米沙鄢疣猪，也处于危险之中。昆士兰大学圣卢西亚分校的生态学家Matthew Luskin警告说，它们的数量少且活动范围有限，这使它们“极易灭绝”。

疫苗可以保护家猪和野猪。美国农业研究局和越南国家兽医联合股份公司正在开展一项研究，该研究基于一种缺乏毒力相关基因的病毒株。越南正在对多达600,000头猪进行测试。一个西班牙小组正在研究一种口服疫苗，这种疫苗可以加入到提供给野猪的诱饵中。

目前，“疫苗还不是控制ASF的一种选择——但生物安全是。”